对王逸这一解释，补注者宋人洪兴祖不以为然，曰:

　　“登立为帝，谓匹夫而有天下者，舜、禹是也。史记，夏商之君皆称帝。《天对》云:

　　“惟德登帝，帅以首之

　　“。(王)逸以为伏羲，未知何据。

　　“洪兴祖引唐人柳宗元专为《天问》所作的《天对》

　　“惟德登帝，帅以首之

　　“，来反驳王逸的

　　“伏羲

　　“说，以为是指

　　“匹夫而有天下

　　“的舜、禹。洪氏是说，较之王逸

　　“伏羲

　　“说可能更为合理，但亦有牵强附会之处。现代姜亮夫先生认为，依据《天问》中的

　　“文法组织

　　“:

　　“登立为帝，孰道尚之;女娲有体，孰制匠之

　　“当作

　　“女娲有体，孰制匠之;登立为帝，孰道尚之

　　“，

　　“则辞义皆顺遂矣

　　“。此四句皆指女娲而言，

　　“王逸不解此义，分

　　“登立

　　“二句属之伏羲

　　“。屈原如此发问，是因

　　“自古皆以男子帝天下，女娲独以女体，故疑而为问也

　　“;而

　　“女娲有体，孰制匠之

　　“二语，姜先生则以为

　　“文辞极奇僻生涩，疑有讹误……则疑文中

　　“有

　　“字为

　　“育

　　“字之讹…

　　“制匠

　　“亦即上句'育体'之义……盖南楚有女娲化生万物之传说，故屈子以女娲之又为孰所生为问也

　　“。姜氏之说，将伏羲等排除此四句解释之外，显较王逸等注家解释为胜;但改字释文，虽然使

　　“奇僻生涩

　　“的文辞立显通畅，但无其它版本之支持，恐为不妥。屈原毕竟是对可以直观的女娲图像发问，尽管后人不清楚是否如王逸所说的

　　“人头蛇身

　　“像，但

　　“一日七十化

　　“的说法，至少可以表明，在战国中后期，女娲

　　“人头蛇身

　　“的外在形象，在楚地并没有得到如同西汉以降的普遍认同。如是观之，王氏之解恐更符合屈原之意。至于伏羲，《楚辞·大招》中有

　　“伏戏驾辩

　　“之语，王逸注:

　　“伏戏，古王者也，始作瑟。驾辩……曲名也，言伏戏氏作瑟，造驾辩之曲。

　　“《大招》的作者，历有屈原与景差的之说，并无定论。但无论作者是谁，仅可证明的是在战国中后期的楚地，虽然伏羲的传说可能已经流传，但与女娲是否已形成关系密切的

　　“二皇

　　“形象，现有的文献资料尚不足以说明。在战国中后期，女娲尚未形成如汉代较为固定的

　　“人头蛇身

　　“的形象，从成书于战国中后期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中关于

　　“有神十人，名曰女娲之肠，化为神，处粟广之野，横道而处

　　“的记载中也可以反映出来。其中及涉及到女娲造化万物(当然也包括人)的神话，但并没有关于女娲外在的具体阐释。特别是在《山海经》的记述中，也没有关于伏羲的直接记载。也就是说，

　　“在绝大多数先秦典籍中，言伏羲者不同时言女娲，言女娲不同时言伏羲

　　“。现代学者吕微认为这只是

　　“针对文献所作的形式分析得出的上述结论，近年来却由于出土文献研究的新进展遭到严厉的质疑。特别是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乙篇的成功释读，向人们展示了战国中后期在楚地民间的一则可能是讲述伏羲、女娲创世的神话文本，从而将伏羲、女娲对偶神话最早记录本的上限提到了先秦时代

　　“。关于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乙篇的释读，李零先生认为，据台湾学者严一萍和金祥恒考证

　　“帛书所述传说人物的头两位就是古书常见的伏牺和女娲，

　　“女娲

　　“之释虽不能肯定，但

　　“伏羲

　　“之释已获普遍承认

　　“。看来，楚帛书是否可以证明伏羲和女娲在战国中后期就已并列出现于楚地，还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。女娲与伏羲在大多数先秦典籍中分言的事实，不仅表明女娲与伏羲分属两个不同的神话传说系统，而且就女娲形象而言，基本还是一个造物女神的形象，而女娲从

　　“未知

　　“到

　　“蛇身

　　“形象的完成，则与两汉时期的改塑密切相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