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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8章 先天纯粹,一念之微

万历明君 鹤招 19642 2024-10-16 10:29

  皇帝来的很突然。

  说的话同样显得很突兀。

  但无论是薛应旂,还是王畿,都没有多余的话。

  既没有像王世贞预料中的那样一个劲地瞠目结舌,也没有像话本中一般,对皇帝百般刁难,强令自证。

  几人很快收敛了惊讶的神情,不约而同地静静看着皇帝。

  钱德洪沉默片刻后,自嘲一笑,赞道:“陛下果是圣君!内圣外王的好圣君!”

  朱翊钧不仅没拿架子,反而再度自谦道:“学生如今坐的不是龙椅,只是一把矮椅,诸公若是看得起,不妨称学生一声居士。”

  钱、王、袁、薛四人,连带李贽、王世贞,一同起身执礼:“长惟居士。”

  与什么道君真君一类群臣陪玩的角色扮演不同,这一声居士,真真切切地彰显着朱翊钧如今的经学地位。

  朱翊钧含蓄回礼:“诸公请了。”

  众人落座。

  袁洪愈好奇看向皇帝:“还未请教居士,方才那篇雄文作何题名?”

  朱翊钧认真回道:“当不得袁公雄文之赞,劣作是一篇文献综述,其名为《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:儒门学派之浅见》。”

  袁洪愈闻言颔首,细细品咂片刻,忍不住再二再三颔首。

  他神情含蓄:“居士学问做的不错。”

  朱翊钧笑而不语。

  王畿声音略有涩然,缓缓开口:“见得袁公时,老夫还在感慨百花齐放,此时见得居士,已然唯恐是引蛇出洞了。”

  他便是如今阳明后学的扛鼎之人。

  认为良知本体就是虚寂,要体认这个本体只有从悟上入手,一切外在的功夫都是多余的。

  作为任心使性的张狂鼻祖,说话也没有太多顾忌。

  他当初便是因学说不为夏言所容而被黜落。

  颜山农因为指斥“专制”,惨遭构陷下狱。

  梁汝元倡行师友交通形成势力,即所谓的“党会”,而屡遭下狱、缉捕。

  王畿对于皇帝的突然现身,已经戒备到了极点。

  虽说学说不以个人殒命而消亡,但皇帝的态度,对学派生存发展的环境,有着难以忽视的影响。

  朱翊钧闻言摇了摇头,真心实意与王畿开解道:“儒门辩经,岂有世俗强权插手的余地?”

  一旁的薛应旂不知道王畿神色变幻个什么劲,他适时插话:“此时方知今日之会题名之由来。”

  也难怪王世贞口气这么大。

  敢以“定义”二字为题,原来是身后站着一尊活生生的圣王。

  王世贞将话接了过来:“古人云,凡事必有初。”

  “道学开创之始,张横渠便立下真言,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。”

  “何解?”

  “探究穷世界之本源,明悟人所存在之根本。”

  “既然如此,定义人之本体的范畴,厘清认识外界的视角,自然是首要一位。”

  “以此为题名,岂非开门见山?”

  说到这里。

  便是要进入正题了。

  而作为提纲挈领的朱翊钧,自然是兢兢业业,不作半点偷懒。

  他朝台下略作补充,开口解释道:“人之本体、认识世界的视角,看似是两个问题,其实指向一个问题。”

  “人的本体,虽然指称人,但是并不是血肉意义,或者说个体意义上的人,而是作为人的意识根源——‘理性’。”

  “所以,本体的内涵,并不在于以人或者个人为中心,而是自我的理性作为认识天地整体存在的基础,并反过来以此区分自身的存在。”

  “人独立于世界存在,又存在于世界之中。”

  “所以,今日的只论一点。”

  “儒门这场大道之争,究竟何去何从?”

  台上几人听着皇帝侃侃而谈,目露惊叹且不说。

  台下众人,本就难以置信,此时听了皇帝亲口说出这番话,泰半脸上都露出复杂神色。

  好在这群与会者政治素养普及到位,还没有一个人敢明目张胆谈论此事。

  只是熟识之间,心照不宣地交换着眼神。

  袁洪愈沉默片刻,第一个将话接过:“居士提纲挈领,将程朱列于陆王之源流,那老夫先说,当没有异议罢?”

  作为理学嫡传,按源流而言,确应该袁洪愈在先。

  众人自然认可。

  袁洪愈一板一眼回礼,而后开口道:“朱子作为前宋道学的集大成者,本朝已然饱受非议,实在憾事。”

  “阳明驳朱子‘格物致知’过于重视外在之理,而不首先立足于良知,是对‘本体’的藐视。”

  “诚如长惟居士方才所言,阳明以此开创心学,以性为人之本体,良知为人之本体。”

  “惜哉,矫枉过正。”

  “今以王龙溪以主流,取心外无物四字,抹杀人于万物之认识,只取自我,唯我独尊。”

  “又取无善无恶心之体四句,将心体看做虚无,一切修养功夫皆有碍于认识。”

  “道德、礼法、律令、人情、共识,付之一炬。”

  “浮诞不经,以恶为美,混淆人物,虚无主客,此大谬与世!”

  “要说推陈,始要从王龙溪之学说推而弃之。”

  龙溪,指的是王畿。

  可以说这位是影响力最广泛,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宗师。

  不说格物,不说修习,只讲悟道。

  其主张通俗言之,便是“我不要你们觉得,我要我觉得”一句而已。

  可谓是消解共识的第一宗师,在某些特定群体中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。

  但如此风靡三十载,也到了被反噬的时候。

  像这样受到同道的口诛笔伐都是常态。

  钱德洪与其时常较气,也是由此而生;顾宪成一小辈,都肆无忌惮将王畿的学说与李贽的,立起来一起批判。

  如今皇帝说要推陈出新,袁洪愈同样是第一个将王畿拖出来打。

  王畿极有涵养,对此反而含笑以对,示意袁洪愈继续说。

  “至于出新……”

  “王门正统在钱绪山,其恢宏师说,论学宗旨主阳明晚年所陈,事上磨练。”

  “以‘性无体,以知为体;知无本,事物乃其实在。’立论,力陈在事上‘行著习察’,以达在认识上泯灭‘气拘物蔽’。”

  “王门别宗李卓吾,独辟蹊径,开普世之说。”

  “以‘抽象天理于人,人以实践明道’立论,主张人在理上格知,贴合世情。”

  “朱王兼修在薛方山,取‘万物皆备于我,万物皆具于心’,‘格物穷理,先知而后行’二句,融会贯通。”

  “整合朱、王,主‘务从实践’,身体力行,而后求诸本心。”

  “子曰,心即本体,子曰,格物致知。”

  “如此,钱绪山、李卓吾、薛方山,岂非殊途同归于朱子?”

  “致,推极也;知,犹识也。推极吾之知识,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格,至也;物,犹事也,穷至事物之理,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”

  “格与致、物与知,并非某一事物或学说,而是一种极致意义上的整体存在,称之为理。”

  “这是朱子理一分殊的精髓所在。”

  “与二程不同,朱子着重发现在理的形式之下物我一体之状态,也即是使人在理之下,达到物我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。”

  “架构其本体与外在之区分,以此实现对本我的认识,对自我的超脱。”

  “这便是我方才说的阳明矫枉过正!”

  “如今看来,若欲推陈出新,当归于格物致知一道!”

  复古作为大儒必备的技能,其源流,往往又是因为世情如此——过得不好的时候,总会将以前某某时候作为论据,其根本,还是想将其作为改制的依据。

  礼乐崩坏,就讲三皇之制。

  诗坛不兴,则念巍巍盛唐。

  经学陷入迟滞,同样免不得在故纸堆里翻找一二。

  心学如今放荡不羁,以我为尊,理学的好处,自然使人憧憬。

  钱德洪晚年转向,与王龙溪决裂,口称“吾党于学,未免落空,细处堪磨,始知自惧”。

  薛应旂更干脆在师事欧阳德,受王守仁之学后,更换门庭,师从吕柟转修理学。

  李贽如今的普世论,单以实践二字,同样出于“格物致知”的源流。

  所以,在袁洪愈的论述中。

  哪怕推陈出新,也应该将心学的理论成果,用以填补理学,而非在王阳明的学说中,继续往下推演。

  同样,这番话中,既有朱子的陈,同时也有袁洪愈的新。

  在二程的理念中——格,至也。物,事也。事皆有理,至其理,乃格物也。

  这里的物和知本身是两个异质的存在。

  袁洪愈便是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描述,与二程的区别,完成了对格物致知的新解,在理的形式下进行重建和统一。

  当然。

  并没有这么容易过关,否则也不会需要辩经了。

  话音刚落,李贽便直接开口反驳:“袁公这话不对。”

  “方才长惟居士一句话说得精髓——朱子的理一贯通,并未说明事项的关联,而是隐指一异质的跳跃,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找到一超越的形上学的根据。”

  “朱子的本体,只是收缩提炼,将之割截地视为‘只是理’,即‘只存有而无生命’的理。”

  “其道德意义即减杀,而心气依理而行所成之道德即为他者之下道德,其依‘存有论解析’之方式说性,非先秦儒门言性之本义,此亦是其道德意义减杀之故。”

  “而我的本体,世界观,却是呼吸同出,互相联系。”

  “二者截然不同。”

  他顿了顿:“朱子的理,只为存在,不如我的普世论。”

  皇帝方才的论点,再度被李贽提到,不少人都隐晦看了皇帝一眼。

  朱翊钧感受到目光落到自己身上,注意力却并未从袁洪愈身上分出去。

  诚如李贽所言。

  即便袁洪愈进行了格物致知的重构,也逃不出朱熹学说根本的问题所在。

  朱熹的本体论,是客观的静态的理,并不具有本体应有的创生意义。

  人只能通过认识外在的‘理’而行动,只能在外在他者道德的之下而生存,人自身无法在实体本体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实践。

  所以,朱子的理,只能合乎于世,而不能实现人所存在应有的、独一无二的、区别他人的超脱——人的自由、自由王国等等,都是舶来的概念,如今土生土长形而上概念,叫做超脱。

  简单而言,朱熹的理论,教人怎么做外界需要的人,却不能让人自我超脱,消抹了人的自发性。

  而李贽的普世论,却是发源于王学。

  其当先便承认了自我的超然,然后才推己及人,继而抽象出了普世的概念。

  这是路径的不同,视野的不同。

  朱子的理,是天然规范,李贽的理,是后天实践。

  袁洪愈并未逃避这个问题,慨然做出回应。

  “朱子之理,同样是生生不息之理。”

  “朱子在《仁说》中,以天地生物之心来定义人,并认为人与万物各得天心之心为心,也就是说,人的本体,来源于天地之心。”

  “朱子的本体,自然是真实不虚的,却不是因外在而存、因对象而存、与天地对立的本体,而是浑然一体的存在,生生不息的存在,随着天地而变动的存在,其过程的全体,是人对于自身存在,而内蕴的真实。”

  话音刚落。

  薛应旂击节称赞:“袁公再度百尺竿头了。”

  理学式微,连他薛应旂都不得已兼蓄心学,另开一派。

  没想到袁洪愈替朱子缝缝补补,竟然再有开创,实在难得。

  这便是徒子徒孙的意义所在。

  朱翊钧见台下的小贡生有所不解,便好意替袁洪愈总结道:“所以袁公以为,朱子的认识实践以及道德实践,是主动的?”

  袁洪愈闻言,咂摸了一下皇帝的用词,了然之后,才点了点头:“天理并非虚脱而悬设,乃是有赖于人之‘格物致知’去充实,或者说去‘赞天地之化育’,天理之生机在人,人之生机在心,天地之心不能直接作用与天地万物,必须依托于人心。”

  “可见,人之心并非是被动的涵摄道理,而是如长惟居士所说——在朱子理学中,同样存在自主进行认识与道德实践之依据。”

  “若以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而论。”

  “岂不是朱子的学说,最为全面而涵盖?”

  ……

  台下众人,听着台上几人你来我往,不由痴痴入神。

  “袁公这是与李公合流了?”李三才惊讶地看着袁洪愈。

  孙继皋摇了摇头,凝重道:“不是合流,是袁公以理学的主干,吸摄了王子的根基,薛公的性论,李公的实践,将朱子理学推陈出新。”

  “就像阳明对朱子、象山翁所做的事情一般。”

  两人在台下,一度默契地没提及皇帝的事情,就事论事讨论着。

  象山翁是指陆九渊。

  王阳明当初有所开创,便是在陆九渊与朱熹的基础之上。

  周子义适时更正道:“与其说开创,不如说缝补,再给袁公一些时日,恐怕才能大成。”

  学说的视角最为重要。

  自从李贽开始散布“歪理邪说”后,各学派虽然面上嗤之以鼻,但该吸收的时候,一点也不会含糊。

  孙继皋拱手受教。

  周子义摆了摆手,很是随意。

  当然,心中却并不平静——从皇帝坐下的那一刻开始,就注定了平静不下来。

  即便这位圣王,如今并未说什么惊人之语。

  仅仅说的几句话,也不过是在总结、归纳。

  似乎并未给馆内众人带来什么压力。

  但是……

  就看袁洪愈方才一番发言便知道,起码都五分的心思,都被皇帝所夺摄。

  堂堂当世大儒,竟然主动跳进了皇帝所构建的樊笼里!

  其心中压力之大,必然是周子义想象不到的。

  周子义几乎对皇帝五体投地——皇帝这姿态,显然就是来做裁判的,偏偏所有人对此,都说不出个不是来。

  皇帝仅仅坐在台上,袁洪愈便为了理学的道统,主动将自己的学说用皇帝综述的体系重新述说。

  经此一事,别说自己所在的司经局。

  便是翰林院、礼部,又有多少人敢像以往一样,动辄用儒者姿态谏诤皇帝为人处世的大道理?

  ……

  台上此刻,已经换了薛应旂论述。

  如果说袁洪愈是踩着王畿,吸纳钱德洪、李贽、薛应旂的学说的话。

  那么薛应旂便是踩着袁洪愈、李贽,以心学理学正统自居,高谈阔论。

  “王子说,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,是天机不息处。”

  “王子又说,天理在人心,亘古亘今,无有终始;天理即是良知。”

  “袁、李二公的论述,始终着眼于外部规范,有失于本体的超越与道德的挺立。”

  “袁公即便缝补了一番,称理学为生生不息,仍旧缺乏一种‘活泼’。”

  “李公即便自诩对立同一,亦缺乏一种‘自在’。”

  “或者用长惟居士的话来说,实践理性,天然便有缺陷,缺乏这种活泼与自在。”

  “当人的意念一旦启动,良知也‘自然’地同时启动,这里所说的‘同时’,意谓良知与意念、人心与意识之间不存在丝毫的间隙。”

  “良知必然‘同时’地、亦即‘自然’地存在于人的意识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,而不是说良知须等待或倚靠人的意念去发动,然后再回头来去察识意念的是非善恶。”

  “这是先天所在,或者说纯粹理性所在。”

  “正因这种纯粹,才保持了人想对于万物的‘超然’。”

  “没有这种超然,人也不过是‘槁木死灰’,没有这种超然,作为人的天大追求,便是镜花水月。”

  “若是摈弃这种先天之超然,便是再‘格物’、再‘循世’,也不过活不出自我的超脱,更成不了圣。”

  “故,推陈出新,当以先天而始!”

  朱翊钧静静听着这些人论述。

  心中却并不平静。

  如今的道学,太城市化了,全然向“纯粹理性”集中。

  既不说格物了,也不说实践了。

  一味靠着推演、感悟而成道。

  甚至缺失了逻辑这最为重要的一环。

  这不是形而上的问题——形而上本身作为“规律的规律”,其实理应指导形而下,也就是万物规律的。

  但如今的心学,自“心无外物”一出之后,已然彻底割裂了内外的联系。

  “规律之规律”,变成了“超脱规律之超脱”。

  薛应旂要保持人意识的超然有错么?

  其实并没有。

  这是哲学的必经之路,理性与经验之争,古往今来,中西内外,莫不如此。

  但薛应旂的问题,或者说整个心学,出就出在太割裂了。

  为了保持这种超脱,将实践彻底视若无物。

  而王畿,就更是重量级了……

  认为没有什么先天后天,也没有什么是非善恶,一切都是“自我的悟道”。

  万物之所以存在,是因为悟道的时候,恰好对其有所感知,本质上仍旧是虚妄,只是因“我”而存在。

  这样想着,朱翊钧看着王畿侃侃而谈,不由暗暗摇头。

  “慎于一念之微,并非给人之思想加之一种戒律,其目的恰恰是要通过这种工夫的实地践履,使人心在顺道而行的基础上,恢复自由自在的先天之境。”

  “致良知工夫的起手处,便在于‘理会当下一念’”

  “若说钱老看重的是自律,那我之学说,便只说自觉。”

  “只有了悟良知本体者,才有资格谈自觉,反之,没有觉悟良知本体之人,只能是以自律为法。”

  “良知之虚,便是太虚,良知之无,便是太虚之无形。”

  “本体也无,世界也无,无心为道,心意知物,皆为无执无着无相之无。”

  “要想一窥这形上之境界,就要在心上实现一个翻转,即不带分别意识地去行事,这就需要化去意识的遮蔽。”

  “我悟故我在。”

  “故,推陈出新,亦不过,唯我独存。”

  话音刚落。

  李贽便大摇其头:“王龙溪只以先天后天对翻,好像教人舍后天赴先天,这便有病。”

  “把先天之学看得太容易,又把四句教只看为后天,而忽略了其致良知之先天义。”

  “这变成了荡越。”

  “但是除这四无之说外,其他处他亦只就良知说。常说,如信得良知过时,便如何如何。”

  “于致良知之四有中亦即可以通于无矣,这便可无病。”

  “矛盾矣!”

  “证悟先天本体最终也是为落实到内圣道路上,如此矛盾,焉能内圣?”

  李贽将王畿狠狠批判了一番。

  继而最后一个开口论述起来。

  “予以为,自道学兴盛以来,只说内圣二字,断不提外王,或许才是推陈出新的关键所在。”

  “内圣,是儒门千年的道统所在,道学的终点,唯有性、命二字。”

  “此为内在之超越。”

  “而我外在之普世,便是与之对应。”

  “……”

  李贽刚一说完。

  便被薛应旂直接驳斥。

  李贽自然争锋相对。

  而后,又有袁洪愈、王畿的加入,几人很快便面红耳赤争论起来。

  不一会儿,台上几人已经吵做一团。

  朱翊钧静静看着这一幕。

  理性往往都想要实现超脱,但在超脱之前,凡人仍旧只能在尘世仰望,那么引入各种视角以及原则来达到这种超脱,便是凡人的必经之路。

  朱熹的格物致知如此,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如此。

  如今袁洪愈将主观能动性缝补进理学如此,薛应旂坚守意识的超然,更是如此。

  可惜,这些出于理性的需要而预设的视角,以及假定的原则,并不能说服所有人。

  因此诸多学派之间,才有了诸多纷争。

  若是看到了论辩双方的主张都有根据,会让人犹疑不定。

  若是人们对于这一纷争失望,则会走向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。

  这是道学丧失生机,糜烂腐朽的最大因素。

  无独有偶,大洋彼岸,二百年之后,同样会走入相同的境地——虽然一者的行而上学是物理学之后,一者的形而上学是伦理学之后——可惜结果有所不一样的是,此处在异族入关后,道学失去了焕发新生的可能。

  而如今的道学,正是要重新定论,进行自我审视,继而走出这个困境。

  这是朱翊钧现在推波助澜的事。

  或许,他想的也不一定对,但谁让他受国之不祥呢?

  朱翊钧敲了敲椅子上的扶手,发出些微声响。

  “袁公之本体,在于天理。”

  “薛公之本体,在于良知。”

  “王公之本体,泯于虚无。”

  “李公之本体,抽象于世。”

  众人的注意力,本身就留了一部分在皇帝身上。

  此时皇帝一开口,众人立刻止住了争论。

  眼中闪烁惊疑,静静等着皇帝开口。

  “我以为,人之本体为何物?”

  朱翊钧自问自答:“在乎认识!”

  道学形本质上是“伦理学之后”,只不过采取了一种认知哲学的模型而已。

  它即使涉及了一些认识论问题,也不是为了借此来追求“真理”,以便获得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知识,而只是为了给人的伦理行为寻求某种宇宙论的根据和认知上的辩护。

  在老子那里,在认识论上只限于一种“涤除玄览,能无疵乎”的直觉观照,只要凭借这种观照,就能“不出户知天下,不窥牖见天道”,直击形而上的本体。

  到朱熹,当其说出“格物致知”,所谓“今日格一物,明日格一物”的“工夫”时,常令人误解为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,其实与客观事物的知识没有什么关系,不过是通过待人接物而懂得在君臣父子的伦理体系中学会如何“做人”的道理而已。

  到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,便更是如此了,已然抛弃了认识论,直奔心性感悟。

  而伦理学之后,需要向哲学靠拢,最直接的关系,便在于认识论。

  所以。

  道学需要在认识论上,重新开发。

  继而从伦理学,慢慢走向一门真正的哲学。

  朱翊钧再度重复道:“在乎认识!认识事物的因果,是人最超然的本真。”

  “就如薛公所说,石头发热,是我们认识到是太阳之照射。”

  “也如王公所说,万物皆映照于心,分隔唯我之外。”

  众人静静看着皇帝。

  “人之本体,以认识而自现;格致外物,以认识而通达;纯粹理性,以认识而存在;实践经验,以认识而映照。”

  “区别我与世界的因果,是‘我’的本体所在。”

  “格致万物的因果,是内圣外王最根本的途径。”

  “依托纯粹,将经验化育为‘知’,是因果最直接的体现。”

  “自我与世界,先天与后天,皆以认识而联结。”

  “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万物?”

  “由思维建立起来的、人性的意识内容,首先并不显现在思想的形式中,而是显现为情感、直观、表象的形式。”

  “这些并非是朱子的‘知’,王子的‘良知’,因为还不够纯粹。”

  “袁公说格物致知,当如何来格?”

  “薛公说先天之能,当如何变现?”

  “王公说我思故我在,又如何映照于‘思’?”

  “李公说遵循于世,当如何将道德抽象而出?”

  “以予愚见。”

  “超越万物之上的纯粹抽象的性质,理当可以成为运用于具体事物之上以获得真理的工具。”

  “譬如良知的普遍形式,便是普通的知性无须指导也能够作出分辨。”

  “无论仁也好,义也罢,任一良知应当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一种普遍承认的原则。”

  “其判断形式,理当是先天而普遍的。”

  “而认识的形式,也当有最为普遍应用于认识的‘工具’。”

  易知则有亲,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,有功则可大。可久则贤人之德,可大则贤人之业。

  易经将人伦道德通过天地万物的变易而来的过程清晰地展现了出来。

  这是儒门的必修科目。

  至于雷霆风雨日月寒暑,与尊卑贵贱男女和贤人之德究竟有什么关系,易经并没有论证,当然也不需要论证。

  这是伦理教化的模型,只知其然,不必知其所以然。

  好在如今已经失效了。

  朱翊钧可以强行拽着如今这些“宗师”,看一看伦理模型之外的风景了。

  “朱子的格物也好,王子知行也罢,无不是在纯粹理性之中演变。”

  “摈弃了人之第一先天,认识。”

  “从道德认识意义而言,内圣并非是每个人生来已经到手的,‘不学而能,不虑而知’的‘天德良知’。”

  “从道德实践意义而言,外王也并非疏离于世的,独自完成的,依赖于自我感悟的‘独角戏’。”

  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世界?”

  “我说,包括道德因果以内的一切万事万物之因果。”

  “我说,包括道德实践以内的一切万事万物之实践。”

  “到绝巅高妙,才有一念之微。”

  “穷后天之极,才有先天纯粹。”

  “我认为,这才是人之本体,这才是观察世界应有的视角。”

  朱翊钧看向台上几名宗师,台下一众看客:“诸公,探讨一下。”

  (这一部分太难啃了,终于吃完了,接下来就是正常剧情了,昨天一天假,全勤又拉闸,看在八千字的份上,有没有月票吃吃。(这部分不计费)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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